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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式增长和就业式困难

发表于 2017-08-01

  增长还是衰退?
  
  关于策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増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也莫衷一是。一方面,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革命的关键性贡献已经完成,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反方阵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则称,技术和创新正处于拐点,将很快推动生产效率的大幅上升,加速经济増长。
  
  虽然两方观点都有道理,但我仍然保持务实的乐观主义态度。我清楚技术对通货紧缩的潜在影响(即便被定义为"良性通缩"),及其分配效应是如何轻视劳动力而偏向资本以及挤压工资(由此挤压消费)的。我也看到,策四次工业革命有助于很多人以更低价格享受更多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行为更具可持续性、更加负责。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増长的潜在影响,大家需要参考最近的经济趋势和其他増长因素。在2008年发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前几年,全球经济年増长率约为5%。如果能保持这一速度,全球GDP每14?15年即可翻番,从而让数十亿人脱离贫困。
  
  "大衰退"刚结束的那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将恢复到先前的高増长态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经济似乎止步于3%?3.5%的年増长率,低于"二战"后的平均水平。
  
  某些经济学家已提出"百年衰退"(centennialslump)的可能性,还提到"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后面这个词是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创造的,最近被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重新拾起。"长期停滞"描述的是需求持续不足,即便是采取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也无法扩大需求。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如果这个观点属实,则意味着全球GDP増长可能会进一步降速。假设在极端情况下,全球GDP年増长率滑落至2%,那么将需要才能实现翻番。
  
  对于目前全球増长放缓的情况,有很多说明,诸如资本分配不当、过度负债、人口结构变化等。我将在下文分析其中两个与技术进步关系尤为密切的因素,即老龄化和生产效率。
  
  老龄化加速
  
  据预测,2030年前,全球人口将从今天的72亿増长到80亿,到2050年前増长到90亿。人口増长理应扩大总需求,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口趋势:老龄化。传统观点认为,老龄化主要影响西方富裕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地区,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一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欧洲(出生率最先下降的地方),还有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南部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包括中东和一些国家,如黎巴嫩、摩洛哥和伊朗。
  
  老龄化会对经济发展构成挑战,因为除非退休年龄大幅提高,让老龄人口继续工作(这是势在必行的经济措施,经济效益明显),否则受赡养老人比例増加的同时,工龄人口就会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青壮年人口减少,住宅、家具、汽车、电器等大件商品的购买也会减少。此外,愿意承担创业风险的人也会随之减少,因为老龄工编辑倾向于保留必要资产,相对于创立新企业,他们更愿意安享晚年。另一方面,随着人们退休并用光积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抵消了这种影响,从总体上降低了储蓄和投资比率。
  
  当然,随着老龄化社会适应了形势,这些习惯和模式可能会改变,但总体趋势是,老龄化的世界注定増长缓慢,除非技术革命引发生产效率(简而言之,即聪明工作而非動奋工作的能力)的大幅攀升。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让大家过上更长寿、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在如今发达国家出生的婴儿中,超过1/4的人预期寿命可达100岁。在此背景下,大家就必须重新思考工龄人口、退休和个人生活规划等问题。#午多国家在试图探过这些问题时面临很多困难,这进一步说明大家还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充分、主动地认识到变革的力量。
  
  生产率悖论
  
  过去10年里,尽管技术进步和创新投资都实现了指数级増长,全球的生产效率(无论以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依然止步不前。生产率悖论的个最新表现是技术创新未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个恃论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经济迷题,在"大衰退"发生之前就出现了,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说明。
  
  以美国为例,1947?1984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増长率为2.8%,2000-2007年的年均増长率为2.6%,2007?2014年的年均増长率为1.3%。増长率走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和创新对效率贡献的最常见指标)的降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増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间1.4%的水平。尽管在近5年的时间里,实际利率一直在零利率上下回,但鉴于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已经积聚了超过1万亿美金的现金资产,生产率下滑的现象就更令人担优。
  
  生产效率是长期増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如果它在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停滞不前,意味着大家的长期増长和生活水平都要打折。一方面,数据显示生产效率正在下降;另一方面,大家希望技术与创新的大幅进步能提高生产效率,大家如何才能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一种主要观点认为,挑战于如何通过衡量投入和产出来评估的生产效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创造的新商品和服务,其功能和质量都会显著提高,但其投放的市场与大家过去惯于衡量的市场大相径庭。许多新商品和服务都"没有竞争对手",边际成本为零,并且(或者)通过数字化平台驾驭竞争激烈的市场,这些导致了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消费者剩余不再反映在总体销售额或更高的利润中,传统的统计方式很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价值増长。
  
  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咍尔•瓦里安(HalVarian)举了几个例子:通过移动应用打车,或依据共享经济模式租用汽车,这些都提高了效率。其他许多类似的服务一般也能提高资产效率和生产效率,但由于它们本质上是免费的,这些服务在家庭和工作中的价值就无法计算,所以在通过特定服务实现的价值与国家统计的价值增长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也说明,大家实际的生产和消费效率要高于国家的经济指标。
  
  另一个观点则认为,策三次工业革命提升生产率的势头已经减弱,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那波核心技术还没有导致生产效率真正爆发。事实上,作为一名务实的乐观主义者,我强烈感觉到,大家才刚刚开始感到策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的积极影响。我的乐观源于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策四次工业革命可以将20亿人尚未被满足的需求纳入全球经济,通过为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人和社区赋权,并将他们彼此连接,扩大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大大増强大家处理负外部性问题的能力,以及刺激潜在经济増长的能力。以负外部性较高的職瞰为例。直到不久前政府大力补贴时,绿色投资才具有了吸引力。但形势现在发生了变化:可再生能源、燃油效率和能源储存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不仅让这些领域的投资获利越来越丰厚,有力促进了GDP増长,还有效娜了一项重要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
  
  再次,如后文所述,许多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领袖都告诉我,他们正在努力改造所在组织,以充分实现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大家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需要打造全新的经济和组织架构,才能充分实现此次工业革命的价值。
  
  事实上,我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经济的竞争规则与以往不同。国家和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各方面处于创新前沿,这意味着与过去的低成本战略相比,以创新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战略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如大家当前所见,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国家的颠覆者与创新者给老牌企业带来了极大压力。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认识到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那么这个国家今后也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颠覆和创新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我认为,结构因素(过度负债和老龄化社会)和系统因素(平台和共享经济的产生,边际成本下降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越
  
  来越高,等等)将共同发挥作用,迫使大家改写经济学教科书。策四次工业革命有望在促进经济増长的同时,纾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部分重大挑战。但是,大家也需要认识到并管控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不平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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